作為電池行業為數不多的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一直比較“高產”，他今年又帶來了17分建議和提案。在張天任的提案中，有六條與電池行業相關。其中有關電池回收的就有三條，分別是鉛酸電池回收再利用、電池公司消費稅免征或差異化征收、廢舊鋰離子電池回收再利用。

其中鉛酸電池的回收被張天任認為是重點。我國是全球最大的蓄電池生產國和出口國，蓄電池年產量約占全球總產量的4成，2015年我國鉛酸蓄電池產量達到2.24億KVAh，廢蓄電池出現量也高達330萬噸。但截至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完全由正規公司主導的規范有效的蓄電池回收體系，甚至責任主體都沒有確認。

“在我國每年出現的330萬噸廢蓄電池中，正規回收的比例不到30%。廢蓄電池非法傾倒量逐年上升，已從2008年的9.95萬噸，上升到2015年的近30萬噸。”三月二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張天任介紹道。張天任已經持續多年呼吁政府完善電池回收體系。“全國蓄電池的回收生態圈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小商販‘統治’下的蓄電池‘回收江湖’。”張天任表示。這種小商販的回收模式比較簡單粗暴，回收過程基本由市場利益驅動，廢蓄電池任由走街竄巷的小商販收購，缺乏有效的政府監管，大量廢蓄電池被隨意拆解處置，致使大氣、土壤和水源污染。

另一方面，“三無”冶煉公司綜合利用率低，一般僅為80%至85%，最高不超過90%，導致全國每年大約有16萬噸鉛在非法冶煉過程中流失掉。“我國每年稅收因此損失近150億元。”張天任表示。為何缺少正規性的回收公司？張天任道出其中難點：

由于廢蓄電池收集制度準入門檻過高，許多公司難以達到危險廢物綜合經營許可證申請門檻，有的省份甚至沒有一家具備資質的廢蓄電池收集公司。而廢蓄電池相關法律法規又亟需修訂完善，廢蓄電池收集處理缺乏執行細則和對回收鏈條上各利益相關方的強制性責任規定。

再加上不斷調整的稅收政策，特別是征收蓄電池消費稅，使正規公司的生產成本大大新增。“我們浙江減稅力度很大，一年給我一家公司減掉了9000多萬，但是消費稅4個多百分點我們公司得交出大概9億元，這大概是公司利潤的一半。”張天任表示。而在利益的驅使下，大量非法蓄電池回收公司和非法冶煉公司趁機進入廢舊蓄電池回收市場，不僅擾亂了市場秩序，也出現了大量的環境污染。

張天任在提案中指出，由于政策缺失等多方面的原因，現在蓄電池在回收和拆解處理上還存在較大的問題，每年全國有幾十萬噸的廢舊蓄電池去向不明，整個回收體系處于相對無序狀態，行業中非法回收、非法冶煉大行其道，廢蓄電池回收市場長期由“游動回收商販”控制，廢電池大量流向非法小冶煉作坊，形成了完整的體外循環“地下產業鏈”。

特別是在局部人口密集地區，廢蓄電池成為再生公司爭先競價購買的資源。一些無正規環保設施的非法地下再生公司爭先搶購，由于非法的處理公司不含稅交易，且無污染處理成本，可以提高原料收購價格獲得更大的競爭空間，導致正規再生公司面對“缺糧”的尷尬局面，無法與非法產業鏈競爭，最終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現在的鉛酸電池已經沒有了汞、硫酸等危害性物質，轉向環保性的產品，電池中大部分物質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并且我們對蓄電池已經可以做到100%的回收利用，但現在的問題在于，小作坊的回收成本遠低于我們正規公司回收，這也是我呼吁要對電池消費稅取消的原因。因為消費稅本身就是有懲罰性的稅種。”張天任對記者表示。

近兩年，受到大規模的擴產以及上下游產業環境的變化，國內蓄電池行業也開始增速放緩，產量過剩，各項成本上升，利潤受到擠壓，行業的平均利潤從8%左右降低到只有3%-4%左右。而征收4%的消費稅，使蓄電池公司“壓力山大”。“很多公司因為要繳納巨額的稅費，而影響到公司有關技術研發的投入，不利于行業轉型升級向中高端發展。”張天任說。

張天任在采訪中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非法再生鉛產量已經遠遠大于合法的再生鉛產量，很多廢舊蓄電池流入非法回收領域，電池酸液被隨意傾倒，對環境造成了極大危害，亟需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建立規范有效的蓄電池回收體系新生態。

而在鉛酸電池之后，動力鋰離子電池回收的問題也即將爆發。目前全球還沒有一個國家有成熟的鋰離子電池回收相關相關經驗這有關大力倡導發展鋰離子電池的我國來說，也將是一個難題。第一批動力鋰離子電池將在幾年之后進入報廢期，而屆時問題即將爆發。

除了對電池的行業關注，張天任還對低速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提出自己意見。他認為對低速電動汽車的發展不應該限制電池使用和路線，應該交給市場來決定。同時政府要加強監管。“我國發展電動汽車不要一步到位，應該分層次、多路線的推進。高速車、中速車、低速車都可以有，我還有一個提案是建議擴大慢車道，這是一個體系的改變。”張天任說。

（原標題：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蓄電池正規回收比例不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