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2017年,隨著危廢市場的不斷升溫，經常能看到“我國危險廢物處理能力缺口巨大，有效處理能力僅15%”、“千億級危廢市場空間待挖掘”的文章或觀點，引起網絡熱議。同時，在政策引導加強、監管趨嚴、標準提升的環境下，危廢市場進一步釋放，大量有實力的企業集團跨界進入危廢行業，行業并購整合的趨勢愈加明顯。

正確看待我國危廢處理市場規模

分析相關文章可以看出，多數觀點認為我國“危廢處理能力缺口巨大”、“危廢處理市場供不應求”。實際上，依據我國危險廢物管理制度進行分析，實際情況存在差距，需辯證看待。一是，大部分文章引用的危廢實際經營規模沒算上產廢單位自行利用處置量。我國法律規定，產廢單位自行利用或處置本公司產生的危險廢物，通過環評審批，并嚴格執行“三同時”制度，則無需申辦危廢經營許可證，不納入許可證統計范圍，此行為合法、有效。因此，我國危險廢物利用處置總的有效能力應是產廢單位自行利用處置能力與經營單位利用處置能力之和。

二是，對我國危廢產生量的估算依據不嚴謹。由于大部分危險廢物由產廢單位自行利用處置，另一部分非法處置游離于監管之外，造成難以準確掌握危廢產生的類別、數量。有專家根據國內外危險廢物占固體廢物比例或單位GDP危險廢物產生強度，估算出我國危險廢物理論產生量介于6千萬-1億噸之間。

由此，實際經營量未加產廢單位自行利用處置量，并以專家估算的最大理論產生量作為實際產生量，估算出“15%的有效處理能力”是不科學的。

謹防投資過熱造成危廢處理能力過剩問題加劇

環境保護部固管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危廢經營單位利用設施負荷率為24.3%，處置設施負荷率為30.7%，其中焚燒設施負荷率為52.4%，表明總體能力過剩的情況依然存在，且以利用能力過剩為主。

中再危廢結合環境保護部固管中心的季度形勢分析會及會員單位實際經營情況分析，造成目前總體能力過剩的原因。一是，廢物處理方式發生變化，現有設施老化，技術亟待更新。以廢液焚燒設施為例，一方面，以往廢液處置以焚燒處理為主，隨著市場的調節，純度高、易利用的廢液均采用資源化手段處理，部分有廢液焚燒設施的企業收不到廢液，造成原有和新建的廢液焚燒設施閑置。另一方面，我國廢液以化工廢物為主，高濃度有機廢液熱值高、預處理難度大，而部分處置企業設施設計不合理或過于簡單，無法消化高熱值廢液，因而不能充分發揮現有廢液焚燒設施的能力。

二是，全國危廢處置設施布局不合理。從危險廢物產生的地域分布上分析，危廢產生量最大的地區是山東、湖南、江蘇、浙江、廣東、青海和內蒙古，但是僅江蘇、浙江、廣東核準的危廢利用處置企業數量比較多，其中江蘇省就333家，占全國持證總數的1/6。然而，青海每年產廢400多萬噸，但核準經營規模不足產生量的1/10。理論需求與市場實際需求的不匹配導致部分核準經營能力放空，設施建設布局不合理、能力錯配，也造成了總體能力過剩與部分地區、個別種類能力不足同時存在。

三是，技術及標準的缺失、部分危廢無法得到有效利用處置。目前，廢鹽、廢酸、飛灰、危廢包裝桶、高濃度有機廢液及含砷廢物等部分類別危險廢物缺乏有效的利用處置手段，相關再生產品標準及配套的污染控制技術規范缺失，部分有價廢物以不規范的方式利用處置，導致環境二次污染及現有設施能力閑置。

四是，現有環評制度約束，造成個別種類廢物設施能力過剩。例如，部分危廢處置企業的環評上對不同種類的廢物處置核定了許可量，但由于區域內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不同種類廢物的產生量也發生了變化，有些廢物產生量減少，而有些廢物的處置能力不足，但由于環評對各類危廢處置核準量的限制，造成部分設施的能力過剩。

當前，我國危險廢物利用處置行業正進入龍頭主導、行業并購、規模化發展的階段。東江環保、光大環保、東方園林、蘇伊士、威立雅5個集團的危廢處置能力已接近400萬噸/年，約占總核準處置能力的1/4。全國另有數十個水泥窯協同處置危廢項目建成或在建中。有文章稱江蘇、浙江庫存大、能力不足，事實上江蘇、浙江兩省已啟動了能力匹配、存量限期清零等多項危險廢物專項行動，江蘇2017年已新增18萬噸處置能力，浙江2017新增15萬噸處置能力，2018年將再新增17萬噸。同時，隨著現有危廢經營單位持續開展技術改造、完善運營管理，閑置產能被釋放，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兩年時間內，危廢處置產能過剩問題將日益突出。

因此，危廢市場的投資應回歸價值理性，應更多關注在區域項目互補及專業細分市場。首先，建議結合各省產廢情況及現有處置能力和危廢處置需求，編制危險廢物污染防治規劃，對設施布局和規模進行調控。其次，在政策上鼓勵發展高環境標準、高技術工藝、高監管保障的危廢處置項目。危廢利用處置設施的建設應結合規劃及本地市場需求，防止出現因產能過剩，造成的全行業虧損、全行業無力承擔環保及安全責任的不利局面。